原来，李觉鸣自1931年夏因不满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给他的错误处分，与罗世文、程子健大吵一架后，离开四川跑到上海，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四川有关工作情况，但未谈自己与省委的冲突，只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。虽然得到同意，但被要求暂留中央特科参加负责保卫和除奸行动的第三科工作。
当时，中共四川省委曾给中央写去报告，称李觉鸣已被开除党籍，“望勿与之发生关系”。但中央没有理睬。
后来，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将李觉鸣留在特科工作，为此十分恼火。1933年2月16日，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，在对中央的“批评”一条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：
过去中央接受无四川省委介绍信的同志，如李觉民等已经被开除，来沪即生关系。
就在程子健这个报告写出两个月多之后的1933年5月，李觉鸣奉命参加制裁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曹清澄（原中共叛徒）的行动。任务完成后，不慎被法租界巡捕当场逮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