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来,李觉鸣自1931年夏因不满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给他的错误处分,与罗世文、程子健大吵一架后,离开四川跑到上海,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四川有关工作情况,但未谈自己与省委的冲突,只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。虽然得到同意,但被要求暂留中央特科参加负责保卫和除奸行动的第三科工作。
当时,中共四川省委曾给中央写去报告,称李觉鸣已被开除党籍,“望勿与之发生关系”。但中央没有理睬。
后来,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将李觉鸣留在特科工作,为此十分恼火。1933年2月16日,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,在对中央的“批评”一条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:
过去中央接受无四川省委介绍信的同志,如李觉民等已经被开除,来沪即生关系。
就在程子健这个报告写出两个月多之后的1933年5月,李觉鸣奉命参加制裁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曹清澄(原中共叛徒)的行动。任务完成后,不慎被法租界巡捕当场逮捕。